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 约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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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字的字形含义

Posted on November 14, 2012

参考经文: 17因为 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1:17) 一点思考(乙): 基督徒喜欢用奇妙的巧合来解释神的奥秘,然而往往这却反应了我们的无知和自负。记得曾经阅读一篇关于著名的圣公会牧师约翰·纽曼改信天主教的文章,这位睿智的老人看到在天主教里面看到了一个更宏大、更丰富、更有沉淀感的世界。在天主教对新教的诸多批评当中,肤浅和自大往往是最明显的。当然这里不是要讨论孰对孰错,但是当我们从一个对立面来看自己的时候,我们确实能够看到自己离神公义的标准相差太远,即便我们总是自以为还不错。我们也的确在真理面前太过狂妄和自负了,以至于,我们的肤浅叫我们只能浸泡在小池塘里就沾沾自喜,而看不见如浩大的洋海一般的真理的全貌。这诚然是一种悲哀!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常常将“义”这个字的字形硬套在福音上,并自以为是地强调这是神在中国老祖宗心中的启示。“义”,繁体字(没有所谓的“正体字”,既已不再通用,何来“正”可言)“義”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我”,表示“羔羊替我死了,叫我可以称‘義’”。这种方式帮助人们理解粗浅的福音知识或许是可取的,但若说中国的造字跟福音有什么必然联系的话,这却需要严谨认真的考证,任何“想当然”的说法只能是狭隘和肤浅的表现(甚至有人借此反证“繁体字”比“简体字”好,真是典型了逻辑学中命题转换的伎俩)。 笔者不才,特别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义”(“義”)这个字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字的产生是否真如许多人如获至宝的宣称那样带有福音的含义? “義”的本意为“犧”,这个字由五种古代祭祀的成分组成:“牛、羊、猪(豕)、禾、戈”,表示杀猪宰牛羊做饭,为祭祀的仪式。后来经过简化(可能也是仪式的简化),就只剩下杀猪(豕)宰羊了。从“义”的甲骨文来看,这个字就包括了“羊”、“猪”和“戈”三个部分,后来字形进一步简化和整合,就形成了后来的“義”。由此可见,第一,所谓的“正体字”也是简化而来的,要论“正”,有哪个能比甲骨文更正?所以,汉字的演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表现,过分强调所谓的“正体”实属固步自封、顽固守旧的表现。第二,“义”的繁体“義”下半部原本不是“我”,而是“豕”和“戈”逐渐演化而来的,因此,基督徒对这个字的套用完全是无知可笑的。 “义”字简繁字形相差甚远,它的简形又是如何来的呢?据考证,“义”最早出现在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上。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简体字表》都收入了“义”字。(由此可见,“义”本身不是今人的杜撰,乃是早已有之,其作为标准汉字——即所谓“正体”——乃是民国时期的已有的决定,后来新中国成立后是对民国时期的简化字方案进行了延续,试想某些反对简体汉字的港台同胞看到这个情何以堪!) 综上,说“义”一字泄露天机实在有点夸张。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依然相信汉字的演化有着它自成一家的体系和源流,不能通过主观的硬套来牵强解释。当然,我同样相信这是一个美丽的巧合,因为神的启示是普遍的,只不过没有必要通过一个字来讲这种启示过分地放大,不然我们是不是也要检查一下二十六个拉丁字母也是否带有福音的含义呢?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更加需要严谨治学,细辨明断吗? 谨以此文与众弟兄姊妹共勉,文章本身不针对任何个人。

“祂”和“祢”

Posted on August 7, 2010

我们在阅读一些查经材料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祂”以及“祢”这样的字眼,作为对神的尊称。这种现象在港台尤为普遍。然而撇去敬畏神的美好初衷不谈,仅就汉字本身,就存在一些细小的问题,而如果继续钻牛角尖下去,这个问题也许会越想越头疼。 我们先从人称代词写法的变化谈起。 首先说“他”,因为所有人称代词“性”的变化皆引申自“他”的变化。 在古文中,“他”被使用了几千年,没有性别之分,也没出现什么问题(至少在汉字文化圈内),直到五四运动期间,这种“江山一统”的格局才被打破。新字“她”的出现甚至被有些人称为“五四运动仅存的果实”。 根据黄兴涛先生的介绍: 中国“她”字的现代认同史,概括而言,肇端于1820年代以降来华传教士在“she”字对应翻译上的困局;至1917年左右,由《新青年》编辑圈内部,刘半农和周作人等人提起“she”对译问题为标志,“她”字正式作为一个语言的、文化的问题被提出;1920年代,“她”的使用和传播在中国的报章、学人中间引发了许许多多的讨论,1920年代中后期,开始为大多数人接受,逐渐流行;至1930年代中期,经历短暂波折后,“她”字最终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同。纵观这一过程,主要集中在1917到1930年代,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和衍变的历史时段。“她”字关涉的汉语欧化问题,与“五四”时代纷繁复杂的文言白话之争、国语运动、言文合一运动等等,或多或少都存在关联性。在此过程中,有关中西文化优劣性的论争、保存国粹与全盘西化,以及传统 / 现代的竞争与抵抗,交织成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网络。……在根柢处捣毁传统,构成了“五四”一代的基本思维方式。因此,改造语言文字成为新文化的一个中心问题。王力先生对1919年以后的汉语词汇作过基本估计,“五四”以还的二三十年间,词汇的扩展速度超过以前的几千年。“她”字的发明和接受在此历史情境当中,也清楚地揭示了语文运动背后深远的社会文化因缘。 简单来讲,“她”的产生从表面看,是为了迎合越来越多西方文学作品翻译的需要;本质上,这个字是五四期间轰轰烈烈的“祛魅”过程催生的产品。 当然,在当时反对者的意见也是针锋相对的。首先,有人认为“性别”的区分是贬低女性,借此《妇女共鸣》杂志还在1937年特别刊出声明表示反对。第二,是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习惯”主张。老祖宗写了几千年没没什么问题,不应把西文文法强加给中文(削足适履)。第三,就是捍卫国粹的保守派,他们认为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不啻为“弃周鼎而宝康瓠”。 然而,“她”最终还是成功地被人们所接受,成为现代汉语中的标准用字。就其崛起的内自性,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文字变迁考》中有过精彩论述: 一事之成与变,皆有其所以然之故。其成也,大抵因众所共须,无形之中,合力创造,积累而成。其变也,则出于事势之迁流,虽有大力,莫之不能遏。夫其变也,如日之西,如水之东,无一息之停,而人莫之觉,及其久而回顾焉,则判然若二物矣。 当然,我在着手写这篇文章之前,并没有意识到文字变化背后竟然有着如此深远的社会文化内涵。以上说所也多是引述,毕竟没有深入的语言学功底,看问题始终是流于表面的。然而仅就表面而言,问题依然是存在的,而且这些问题看起来还有点让人哭笑不得。 在台湾,第三人称代词的正字一共有五个:他(男性)、她(女性)、牠(动物)、它(无生命或抽象)和祂(神祗)。而“牠”和“祂”的出现很可能是沿用了由“他”到“她”的演变逻辑。同理,“妳”和“祢”也不甘寂寞与“你”区别而论成为正字(这种分化已经不是出于翻译的要求,而是纯粹的“推理”和“照搬”)。 照着上述情形,我针对这种变字游戏提出几个问题: “他”字在古汉语中从来没有特指过男人,如果说“他”跟“牠”是为了区分“人”和“畜生”,那么“她”夹在“人”和“畜生”之间算什么呢?如果有了“她”,是不是也应该再造出一个“男也”(同理“男尔”)来指代男性才算男女平等呢? 如果一群人有男有女,是用“他们”好呢,还是“她们”?既然平等,似乎用哪个都得罪人。反正英文中有“they”和“them”含糊过去了,汉字怎么办?如果统一使用“他们”,不就等于默认了“他”本无性别之分吗?如果一群当中有男有女有畜生有东西……我看,这个“ta们”可不是那么好造的了。 如果一群人都是女人,用“她们”也有问题。“她”变了,“们”是不是也要变成“女门”才配套?同理如果一群男人,就该用“男也男门”才行,平等嘛! 畜生也有雌雄之分,“牠”是不是算是歧视雌性动物? “您”表示尊重,如果对方是女性,你称呼“您”到底是“尊重”她呢,还是“不尊重”她呢? 外星人用哪个“他”、哪个“你”?…… 女神咋办? …… 这样可笑的问题还能问出许多许多,原因就在于其实这种造字的逻辑本身就是欠考虑的。“她”的成功是五四运动大背景下特殊的产物,我个人觉得是个幸运儿,要不然为什么几千年里“她”不出现,偏偏在五四时期蹦出来,还引起这么广泛的争论?而其他依照这一逻辑硬造瞎凑出来的新字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原因本身也许就在于汉语自身的语言特点。不造用得好好的,自作聪明造出来反而又闹出一连串笑话,尽失汉字之严谨性。 再进一步看,“妳”和“祢”这两个字就错得更离谱了,因为这两个并不是什么新字,自古就有本字,而且还有具体的含义。在这个代词造字逻辑中,硬拉过来配套使用,完全是对它们原本含义的“粗暴”曲解。 “妳”正音为nǎi,是“嬭”的俗字,“嬭”又作“㚷”其简体字就是“奶”。根据《康熙字典》的解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乳汁”,在古代湖南湖北一带也表示“妈妈”。如果见到女生就叫“妳”估计会有“有奶便是娘”的嫌疑。 “祢”正音为mí,是“禰”的简字,两个字在《康熙字典》里都找得到,意思是宗庙中有牌位的亡父。《公羊传·隐元年秋七月注》进一步解释道:“生称父,死称考,入庙称祢。”这就很确切了,不但性别指明、生死指明,连人都指明,只能是死去牌位入庙的父亲。要是用它称呼上帝,似乎是不合适的…… 因此,不论从读音还是含义上看,把这两个字拉过来凑数确实太牵强。 可见在港台,所谓的“正字”其实并不那么“正”,简体字中存在的问题(如“体”是“笨”的简字,作为“體”的简体字是不合适的),繁体字中同样存在,只要有问题,不论繁简都应该推敲反对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圣经》中就普遍使用了“他”和“你”,即便“祂”和“祢”的呼声很高,始终没有被正式采用。当初香港圣经公会用红字体现主耶稣的话就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想必在人称代词的使用上有关单位是经过深入考虑的,毕竟“他”和“你”本来就没什么特指,免得人们因为偏旁部首又扯出“耶稣神性与人性”、“父与子是否平等”这样的陈谷子烂芝麻来。 就我个人而言,“祂”是造出来的,用法也比较固定,没什么歧义,算是可以接受的;而诸如“妳”和“祢”这样的用法实在是无知又可笑,不可取。至于各位,我觉得怎么用都是你的自由(因为绝大多数人不会像我这么较真儿),但请注意,在《圣经》中命名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事情,名字代表了身份。  

“侍奉”与“事奉”

Posted on June 14, 2010

上礼拜日查经的时候,讲义中谈到我们作为被神拣选的子民首先要成为“事奉神的群体”,我们每一位信徒都具有事奉神的权利和责任。填空的时候旁边的弟兄问我为什么不是“侍奉”而是“事奉”,当时我也不清楚差别何在,只是朦朦胧胧觉得“侍”字显得没那么“神圣”,端茶倒水、捏肩捶背的才叫“侍”,横看竖看都觉得多了那么点儿“油烟味”,不“洋气”,而“事奉”看起来就“更有追求”了,把服侍神当作一件“大事”、一种“事业”。 玩笑归玩笑,这两次两个词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以下把一些咬文嚼字的判断跟各位弟兄姊妹分享。 中国大陆以外出版的《圣经(和合本)》中“事奉”这个词一共使用了233次,例如: 29愿多民事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作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创27:29) 24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 神,又事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太6:24) 而并没有出现“侍奉”这个说法。而国内新近出版的《圣经》中则一律使用“侍奉”。许多灵修书籍中,这两种写法也是通用的。古汉语中,“侍”和“事”的含义也非常类似。 《说文》曰:“侍,承也。承,奉也。奉,承也。”可见,“侍”、“奉”本同意。“侍奉”一词,按照汉语构词原则属于并列式。《孝经郑注》曰:“侍,卑在尊者之侧为侍也。”按照现代汉语的解释,侍意为“恭敬地站在旁边伺候”。由此可见,“侍奉”这样的写法用在《圣经》经文的语境中是合适的。 “事”字在古汉语中含义众多:做名词时表示“官职”,《说文》曰:“事,职也。”又如“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韩非子·五蠹》)”更可引申为“职守”或“政务”,《尔雅》曰:“事,勤也。”又如“赵太后新用事, 秦急攻之。(《战国策·赵策》)”。做动词时则同“侍”相同,表示“侍奉;供奉”。我们熟悉的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有词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便是这个意思。古汉语中常见的词组还有“事君”、“事师”、“事亲”等。《礼记·礼运》中“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史记·孝文本纪》中“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论语·先进篇》中“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都表示了“供奉神灵”的意思。 单纯来看,“侍奉”与“事奉”表意相通,属于异形词。这种情况在汉语中并不罕见,比如“好像”和“好象”,“笔画”和“笔划”,“唯一”和“惟一”等等。这些词在实际使用当中,除了书写的差异之外,还有使用频率的不同,但一般不会造成误解。异形词的现象在繁体汉字中就已经存在,汉字的简化并没有完全消除这些现象,从繁体汉字中的继承使得异形词在汉字简化后依然存在。而为了规范汉字使用,统一书写,中国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2002年3曰31日发布试行了《第一批一行字整理表》。表中没有出现“侍奉”和“事奉”,但出现了一组与之意义相近的词,即“服侍”和“伏侍”、“服事”,并将“服侍”作为推荐使用词形,而将“伏侍”和“服事”作为建议废弃词形。由于“服侍”中的“侍”和“侍奉”中的“侍”同义,“服事”中的“事”与“事奉”中的“事”同义,所以“侍奉”应与“服侍”一样视作推荐使用词形,而“事奉”应与“服事”一样视作废弃词形。同时《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就按着此整理表做出了修订,只有“服侍”和“侍奉”,而没有“服事”和“事奉”。在台湾,二词的使用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比如《重编国语辞典修订版》中,“事奉”与“侍奉”二词同被收录,辞典更用后者解释前者。而《中文大辞典》中仅收录“侍奉”,并释为“侍命奉事也”。 因此,从含义来看,两者可通用;从规范的角度来看,“侍奉”应该是准确的用法。